墨新聞｜記者韋石／綜合報導
記者江偉碩/綜合報導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學術研討會，9月4日下午1330—1900時，在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館一樓集賢廳舉行，由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李本京、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夏瀛洲與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理事長徐炳強共同主持。
這項學術研討會議程如下:
場次一：題目～黎明前的至暗―對日抗戰的國際援助及影響
一、主持人：劉榮傳老師
二、報告人：李承禹博士
三、與談人：龔春生教授
場次二：題目～抗戰與空軍
一、主持人：傅慰孤中將
二、報告人：喻志攻老師
三、與談人：張延廷中將
場次三：題目～軍統局與抗戰
一、主持人：康鳳副理事長
二、報告人：翁衍慶中將
三、與談人：高昆生
張鈞凱(從「抗戰光復」史觀，到「終戰接收」史觀的轉折與擺盪)
研討會主持人、報告人、與談人簡介如下:
李本京教授
學歷：政大外交系、堪薩斯州立大學政治碩士、聖若望大學歷史博士。
經歷：美北卡華侖威爾遜學院政治助理教授、聖若望大學歷史副教授兼文理研究學院副院長、伊利諾大學（香檳）政治訪問教授、淡大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及美國研究所所長.榮譽教授、三軍大學榮譽講座、政大歷史所兼任教授、美國研究學會理事長、外交部顧問。
現職：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
李承禹博士
學歷：陸官正57期，國防大學政治學碩士、博士。
經歷：連、營長，陸總督察長辦公室，陸軍官校政治系專任助理教授，佛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家安全會議副研究員。
現職：國防大學政研所兼任助理教授，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龔春生教授
學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科所經濟組博士。
經歷：汐止社區大學校長、河北經貿大學客座教授、真理大學國貿系系主任。
現職：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兼召集人
傅慰孤中將
學歷：空軍官校46期，空軍學院，戰爭學院畢業，台大EMBA碩士，IAE國際學士院戰略學博士。
經歷：空軍聯隊長、副參謀長、空軍學院院長、國防部常務次長、空軍副總司令、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創會會長。
喻志攻老師
學歷：空軍官校56期（64年班）畢業，三軍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75年班，三軍大學戰爭學院85年班，
經歷：中隊長，大隊長，空軍學院主任教官。
張延廷中將
學歷：中華民國空軍官校畢業，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研所碩士、博士，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美國華府史汀生中心博士後研究。
經歷：空軍技術學院院長、空軍官校校長、國防部情資室次長、空軍中將政戰主任、副司令、國民黨國政基金會國安組顧問。
現職：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康 鳳副理事長
學歷：情幹班15期、安研班10期、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
經歷：軍情局組長、副處長、主任。
翁衍慶中將
學歷：情幹班11期、美國聖若望大學亞研所碩士。經歷：軍情局主任、處長、副局長。
高昆生先生
學歷：情幹班文職班4期、安研班26期。經歷：軍情局組長、副處長、代理處長。
徐炳強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理事長
劉榮傳老師
學歷：陸軍學院72年班，戰爭學院80年班。
經歷：戰爭學院教官、副主任教官、專業講座，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現職：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
張鈞凱:原鄉人文化工作室執行長。
學術研討會報告人李承禹、喻志攻、翁衍慶的論文，以及與談人龔春生、張延廷、高昆生的評析分別如下:
*李承禹–黎明前的至暗：對日抗戰期間的國際援助及影響
一、前言
近十年來，國外學界對於二戰期間的「中國戰區」研究興起一股修復式（restorative）的研究浪潮。 主要是基於過去二戰的研究較著重在歐洲戰場的敘事、描繪和記述，就連對於太平洋戰區的關注都遠高於中國戰區。然而，中國對日抗戰的艱辛及所付出的慘烈代價是不容或忘的；尤其是中國戰區限縮、削弱日軍的南向擴張力量，大幅度地限制日軍對太平洋戰區的進攻和兵力投入。
中國抗戰的歷史性研究中，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學教授米德（Rana Mitter）及其研究團隊至為卓越。在獲得英國權威的利弗休姆信託基金（Leverhulme Trust）贊助，米德團隊得以對二次大戰中國戰區大量的歷史檔案進行詳盡查考，並將研究結果進行出版。其中，兩本先後在國內出版的譯作《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Ⅱ）、《正義之戰》（China’s Good War ）更是還原中國八年抗戰的諸多珍貴紀錄與歷史遺珠。 本研究許多檢證資料亦參考米德的原文報告，對於米德研究及嚴謹態度特別加以感激。
一戰結束後的20世紀上半葉，世界格局是充滿矛盾與不安的。不僅是深陷於國族衝突和對抗的戰爭遺緒裡，在戰後國際框架下又必須深化彼此間矛盾的依存關係。從歐洲到亞洲，透過一戰後的勝敗結果，驅使列強地位重新排序。例如，一戰中的日本是以英法俄三大協約國的亞洲盟友之姿，協助對德國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華）的利益進行牽制。然而，早在一戰前的1902年英國就與日本結盟，利用日本箝制俄國和德國在遠東的發展。3 此「英日同盟」（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關係使得雙方在亞洲的利益獲得相互關照，更使日本從二流強國一躍成為亞洲一流強權。
1902年英日結盟減緩了英國在中國擴張市場的壓力，且可透過同盟關係來鞏固在華的既得利益，同時可調動英國在遠東的大部分海軍兵力返回日益吃緊的歐洲戰場。此舉直接促成日本外向政策及刺激中國的入侵，致使於1910年8月22日正式佔領朝鮮半島，接續於1931年9月18日在東北瀋陽發動軍事入侵，以武力占領滿州（中國東北）。
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Realism）忠實詮釋此時期強權間的利益競爭、交換與合作。從清末到民國之初，中國命運就註定乖舛地面臨強權輪番侵略；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和權力的爭奪，終使弱勢一方淪為瓜分的對象。基此，本文乃貼近現實主義的視角（approach）據以理解中國戰區所發生的歷史點滴，特別是聚焦在對日抗戰期間的國際援助，嘗試釐清各援助國對受援助國—中國，彼此之間的現實考量與利益期待。期間，或可以稱其為德施（Michael C. Desch）筆下的：「對國際關係現實的冷血認知」（cold-blooded recognition of th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從本質而言，「冷血認知」反映出現實主義者對國際體系的嚴酷體悟。二戰時期的中國戰區是如此，現今俄烏衝突下的殘酷情境亦是如此。
國際體系下，國家間經常是在不斷競爭和潛在危險的環境中前進，如同俄裔國際關係學者安德烈‧齊甘科夫（Andrei P. Tsygankov）與帕維爾‧齊甘科夫（Pavel A. Tsygankov）的指稱：「現實主義思維不容許任何美好的結局；他們只是冷酷地承認權力和影響力之爭的殘酷現實。」6 無論是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理路所強調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sm）、自利與生存（Self-interest and Survival）、權力至上（power above all else）、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以及實用主義論（Pragmatism）等，都可以在八年對日抗戰的中國戰區中被清楚驗證。
今年適逢對日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的榮耀日子，但榮耀的背後卻烙印著刻骨銘心的傷痕與記憶。回顧20世紀之初，中國籠罩在此毫無遮掩的現實主義氛圍中，當時國民政府正努力應對軍閥和中共在內部的動盪紛亂，以及帝國強權持續進犯的外部壓力之雙重挑戰。當帝國主義敲開中國門戶，不平等條約隨即而至。日本軍國主義跟隨列強腳步更是肆無忌憚地滲入中國。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吞併滿洲，到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西方列強們眼睜睜地看著日本的侵略，確仍在數算自己利益得失。直到1937-1945年這一場席捲中國長達八年的殘酷全面戰爭，人們才驚覺，是中國將士們用生命血汗抵抗並牽絆住日軍，使日軍深陷泥淖般地拘束在中國戰區，讓盟軍爭取到有利戰略時空而獲致二戰勝利。
與此同時，國際援助又是維繫中國艱苦抗戰不可或缺的生命線。尤其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對日宣戰，以美國為主的援助終使中國獲得與日軍持續周旋的關鍵力量。筆者以「黎明前的至暗」來形容中國等候多時的國際援助，儘管援助的比重仍是遠不及日本軍力投入，但對中國軍民抗日決心與有形作戰的幫助，仍屬至關重要。
二、對日抗戰前的國際援華態勢
(一) 戰前的姑息主義國際氛圍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之前，中國對外關係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平等條約和外國勢力範圍的建立來決定。西方列強和日本在中國分別瓜分經濟和政治領地，此造成主權侵蝕且阻礙剛建立不久的國民政府的治國計畫。然而，中國在20世紀初還是踏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這條復甦之路乃是異常艱辛。事實上，中國對現代化的認識，應是從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以戰勝告終而受到鼓舞，7 同為黃種人的日本竟然能打敗帝俄。日俄戰爭後許多西方學者開始察覺到日本有覬覦中國領土及資源的野心，甚或想利用中國走向世界與西方抗衡。8 之後歷史證明，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正是以入侵中國為墊腳石，逐步走入二戰深淵。
然而對中國而言，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和適當的國防力量乃迫切需要外界的現代知識及援助。當日本崛起及對華逐步進逼時，西方國家是以鞏固自身利益而以不激怒日本的綏靖態度，拒絕提供實質幫助。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前，德國是少數對華作出具體軍事援助的國家，直到1938年2月德國承認日本「滿洲國」傀儡政權後，停止對華武器出口並召回軍事代表團（顧問團），再到1940年7月德意日三國成立軸心國才終止對華的軍事及工業援助。
(二) 戰前德國的具體軍事援助
細究德國援華歷史可以窺見，早19世紀的1870年代初期就開始向中國出口武器和軍事裝備。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雖晚清面臨巨額賠款的窘迫，中國政府仍與德國當時全球最大軍火商克虜伯公司（Krupp Arms Group）簽訂合同，10在旅順、威海和天津大沽口修建砲台及一系列防禦工事。德國克虜伯火砲技術也進入中國兵工產業進行本土化，此開啟中德間的軍工合作。在中國境內透過德國教官和工程師廣泛投入涵蓋火砲彈藥、兵工廠機械、軍事學校、堡壘等各項軍事基礎設施的生產建造，但成果有限。主要還是因《馬關條約》賠款以及後續的義和團事件受到的國際制裁，壓縮晚清中國的現代化能力。
一戰後的德國在開展其遠東利益考量下又積極與中國接觸，1928年至1938年間德國顧問團與軍事工業代表為國民政府提供迫切的軍備建設。德國駐華代表團的前後三任總顧問，如馬克斯‧鮑樺爾（Max Bauer）、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等關鍵人物在國民政府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中發揮巨大作用，使黃埔建校後的國軍從鬆散的部隊，轉變為專業的作戰隊伍。德國援助背後的動機複雜，主要出於務實而非相同意識形態；德國是為獲得重要稀有原料（指鎢和銻，尤其是鎢），13 同時透過強化中國以牽制日本在亞洲的軍事力量，企圖防止1925年《蘇日基本條約》（Japanese-Soviet rapprochement）簽訂後可能對德國在歐洲所產生的利益威脅。
1920年代中期，中德關係不僅得到恢復，而且漸露前景。一定程度是顯現在雙方利益的結合：部分中國人眼中，德國是唯一可在平等基礎上與之交往的先進工業國；而在部分德國人眼裡，中國恰好是重振德國經濟所需要的一可行的互利貿易伙伴。基此，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自1927年至1938年的十年間，成為中德軍火貿易往來的橋梁，且從私人性質逐漸走向國家統制型態。期間，在中國現代化軍事力量的雛形建立上，德國顧問團起了關鍵的作用。例如，1928年間鮑樺爾以總顧問身份陪同以陳儀為代表的中國考察團至德國參訪各大軍火商，同年9月中國商務辦事處於柏林成立，基此，國府開始對歐洲軍火採購進行有系統的官方對口會商。
根據德國官方統計，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1929-1933年間，1931年德對華輸出武器達1.2千萬馬克；18 而中國海關統計較高，該年自德輸入武器應有3.4千萬馬克。隨著南京中央政府的地位鞏固，1933年時任財政部長宋子文向德國軍火商Rheinmetall洽購1,000萬馬克機關槍的交易，另一軍火商Solothurn則透過德外交部，向國府推銷約2,000萬馬克砲兵裝備。中德政府在軍火貿易關係上向前推進一大步。之後，老牌克虜伯公司（Krupp）復向國府提出約3,000萬至8,000萬馬克之間的整建中國軍火工業計劃，並於1933年透過德國在華總顧問塞克特向國府提出《中國軍隊整頓建議書》（Denkschrift zur Reorganisation der Chinesischen Armee），對於厚植中國武力的方法，他認為應從練兵與建設本國軍火工業二途著手，指出過去高度仰賴進口武器的方式在戰時是無法自保。20
然而，外交利益始終是德國援華的制高點。雖德國對華的軍工援助表象上是基於龐大經濟利益考量，但另一重點乃是在作為德國軍事復甦所需約兩億馬克的軍火原料上，其中，中國鎢礦藏量對於德國具有極大誘因。一方面，德國必須考量如何在德本土各個軍火供應商及背後力量間取得平衡，另一方面又要在蔣政府強化整體國防目標上協助國府自主軍工產業的建立；以及在國府動盪的政軍關係（粵軍與南京政府軍間的摩擦）中穩定獲得鎢礦供應等，此殊為不易。另一影響因素是德國與日本關係的日益曖昧，外交上開始被迫對華設限。
對日抗戰前的德國軍事援華就在此近二十年的複雜又充滿變數的糾葛中，混沌前進。更甚而是1934至1935年間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中央軍面對閔變、共軍、兩廣粵軍等勢力的制肘，亦令德國政府察覺中國內政不穩定因素將影響德在華的長期投資與軍售利益。後經國府中央穩定局勢，德國從新評估國府市場，在國府外匯儲備有限情況下雙方簽訂「易貨貿易」方式的《中德易貨協定》（德軍火與中軍火原料的互利易貨）。
雖風波不斷，但二戰前的德國仍是我重要的軍事援助國。特別是《易貨協定》簽訂後，統計截至1937年10月為止德國依約供給中國武器達5,000萬馬克。另外，開始承造的長期訂單，包括鋼鐵廠與琵江兵工廠擴建計畫達7,200萬馬克，以及海軍訂單諸如：快艇、快艇母艦、潛水艇附帶水雷魚雷、水雷布放艇、內河水雷和15釐米海防重砲等，計6,800萬馬克。1937年抗戰前夕和初期，透過易貨條約，中德軍火貿易達到頂點。1935年中國從德進口的軍火佔德國軍事總輸出的 8.1%；1936年佔28.8%，且成為德國軍火輸出的主要國家；
1937年更高達37%。至於中國輸出德國的鎢量，佔德國輸入總量比例在1937年為70%；1938年為63.11%。
(三) 戰前國際援助的基本利益考量
同一時期，蘇聯也對中國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但是力量並沒有德國來得顯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蘇聯開始將日本視為其遠東領土的直接威脅，致使莫斯科向二戰前的中國提供部分援助。此為1937年全面戰爭爆發後蘇聯對華提供更實質援助奠下基礎。
在我外交部解密之歷史檔案中可得知，抗戰爆發前中蘇間已展開締約談判，中國希望藉此防止蘇聯承認滿洲國，並約束蘇聯對外蒙、新疆與中共問題的干涉。隨著中、日間衝突的擴大，中國也希望與蘇聯簽訂具有同盟關係的互助條約。很快地，1933年雙方簽訂《中蘇訂互不侵犯條約備忘錄》，簽約過程不斷受到二戰前國際局勢劇烈變化的影響，特別是中蘇日德間複雜的關係轉變，使兩國立場多次調整。23 對日抗戰爆發後，中國爭取外援更為迫切。蘇聯則在德日同盟的情況下，感受兩面包圍的危險而期待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在既支持中國牽制日本又避免刺激日本而發生戰爭的考慮下，終於在1937年8月正式簽訂《中蘇訂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對中蘇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抗戰初期，透過條約得使蘇聯軍火裝備與軍事顧問能為中國提供重要協助。
除德蘇之外，國際社會對於日本入侵滿洲的回應主要透過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進行，但效果不大。國際聯盟對日本進犯中國並未能實施有意義的制裁或提供國民政府有力援助，國際聯盟集體安全機制的薄弱令中國在東亞乃至於世界舞台上倍感孤立。各大國普遍不願進行強力干預，乃由於他們優先考慮自身經濟利益而避免與鋒芒漸露的日本直接對抗。
此表明國際體系快速由理想走入現實；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國注定將獨自面對此世紀災難，以等待黎明到來。
儘管大國政府的應對措施有限，但新興的國際人道援助卻開始出現。這些措施通常由私人組織、宗教團體或個人慈善家推動，為弱勢群體提供有限的醫療物資、救援和支持。初期對華的人道援助雖然規模不大，但這些援助卻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困境的少有關切。
質言之，早期國際援助的本質揭示了這段時期國際援助的基本特徵：它主要是一種外交政策工具，受到援助國自身戰略和經濟利益驅動，而非純粹出於對中國主權或安全的共同意識。這種工具性援助觀點意味著援助的連續性和實質內容極易受到地緣政治的變化所影響。例如，德國最初提供的援助規模龐大，但後來隨著戰略合作重點轉向日本而撤回。國際間的外交與利益折衝，經常現實地決定國際社會對華的支持與援助結果。戰抗戰期間國府外交團隊的努力，及蔣夫人多次走入盟國領袖、社會和媒體間振臂疾呼的勇敢身影，成為公開對抗國際現實主義與日本侵略的歷史影像。
三、全面抗戰期間對華國際援助
(一) 1937-1940抗戰初期孤獨抵抗
探討國際間何時開始同情中國及展開對華援助之先，有必要略加敘述這場侵略戰爭的殘暴程度，以幫助八十年後的人們與當時受苦的人民在情感上能有某種程度的連結。從歷史變動軌跡來觀察日本的對外擴張，很難明白日本為何走向軍國主義？號稱大和民族的日本為何在菊花遍地的美艷下，卻又崇尚武士道冰冷利劍？25 如文化人類學者潘乃德（Ruth Fulton Benedict）筆下形容日本文化「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的矛盾雙重性。26 潘乃德的洞見是極具說服力的，她說：「西方國家所公認的那些基於人性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顯然是不存在的。」站在二戰日本的對立面，潘乃德勸告西方領袖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敵性」（Inimical character），27 與之對抗就必須了解他們行動背後的文化脈動。
1868年日本開啟百年維新（明治維新），整軍經武後的日本實力漸強並嘗試向外武力擴張。1879年併吞琉球群島，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及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帝國陸續奪取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並控制中國東北地區。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已表露無疑。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入侵中國，此是中國近代史最黑暗與絕望的時刻。中國面對日本帝國堅強的軍事實力與殘酷軍事入侵，卻甚少獲得國際聲援。
日軍曾經過日俄戰爭洗禮並擁有先進軍事技術、精良裝備，如現代化的坦克、大砲和空軍。而中國在戰前雖有一部份德式裝備與火砲編入部隊，但軍隊組織參差不齊，整體軍力並不足以抵抗日軍的入侵。然而，至為可貴的是人心團結，抗敵意識堅強，此無形力量大幅彌補軍事力量的匱乏，給予戰火下中國一絲希望，更為之後的國際奧援打開一條血路。天助自助，中國人的韌性不言而喻。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日軍原預計幾天內就能攻占上海，幾個月內就能攻占中國，但真實情況是遭到中國軍民頑強抵抗。上海淪陷後，1937年12月日軍接續挺進首都南京，隨後發生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專家估計，自1937年底到1938年初，在南京有超過26萬平民死於日軍手中；也有專家估計，這個數字至少超過35萬人。29 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計畫」獎得主，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者張純如曾如此描繪：「如果讓所有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手牽手，長度可以從南京到達杭州，綿延約兩百英里長。他們身上的血液共重達1200噸，屍體可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如果把這些屍體疊起來，高度相當於74層樓。」；「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美軍空襲東京的死亡人數（估計為8萬至12萬人）；甚至超過1945年底，遭原子彈轟炸的廣島、長崎兩座城市加起來的死亡人數（估計各為14萬人及7萬人）」；「即使是戰爭中最猛烈的空襲，都無法超越日本人對南京的蹂躪。」
張純如強調，去理解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殘酷與野蠻行徑，建立出一個死亡的數量紀錄並非是主要目的；希望世人在多所扭曲、遮掩下去了解整個真實事件，並從中學到教訓，記取沉痛的殷鑑才是目的。
根據拉梅爾教授（Rudolph Joseph Rummel）在其《中國的血腥世紀：種族滅絕與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一書的估計，整個對日戰爭期間，共計造成300至375萬名中國軍人死亡；因日軍攻擊或違反人類罪造成的平民死亡計735萬至819萬人之多，因戰爭導致的飢荒和疾病而死亡的平民計 500至1,000萬人。因此，八年抗日戰爭總共造成中國軍民死亡人數達1,500萬至2,000萬人。
這場戰爭立即造成災難性的經濟破壞，直接損失超過 1,000億美元，其中間接損失超過5,000億美元（以1937年價格計算）。戰爭帶給中國工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遭到大規模破壞，粉碎了國民政府一切的現代化努力。戰爭初期，西方列強大多維持中立政策，以避免挑釁日本為由拒絕向中國出售武器。此使得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孤立，只能依靠自身有限的資源和人民的堅強意志來抵抗。
日本全面入侵初期，國府的國際格局立即發生巨大變化。儘管西方列強大多猶豫不決，但隨著1937年8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蘇聯站在德日同盟的對立面，率先成為中國重要的國際支持者。條約簽署後，蘇聯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飛機，秘密展開「澤特行動」（Operation Zet），35 並提供經濟援助，以幫助阻止日本入侵。蘇聯援助的金額龐大，對中國的生存至關重要。其中包括總額達2.5億美元的巨額貸款用於購買軍事裝備。1937年至1941年間，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種類繁多的武器裝備，包括904架飛機、82輛坦克、1,160門火砲以及許多其他重要武器和物資。除了物質援助外，蘇聯還派遣軍事顧問和志願飛行員，為中國提供寶貴的訓練和對抗日軍的直接空中支援。36 蘇聯早期援助的影響至關重要；它為中國提供了急需的現代武器和防空能力，顯著增強其抵抗能力，避免在日軍猛攻下迅速崩潰。
蘇聯提供大規模援助的動機主要仍出於戰略利益考量。莫斯科旨在遏制日本的擴張主義，因為這對其遠東邊境構成直接威脅。透過支持中國，蘇聯試圖牽制日本的大部分軍事力量於中國境內，試圖阻止日本將軍力拉近中蘇邊界。此旨在對抗共同敵人的務實同盟，是受到地緣政治所需而驅動，非建立在與國民政府相同的政治理念上。
與蘇聯的強勢介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西方最初的反應謹慎而有限。英國向中國提供了一些金融貸款，但總體上不願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主要原因在於英國的政策是受其在亞洲廣泛殖民利益的驅使，同時又盡量避免與日本對抗，損失其既有利益。此在英國受日本威逼而封鎖我滇緬公路此憾事上，或可得到些許印證。
滇緬公路是連接中國昆明到緬甸臘戍的一條重要國際路線，1938年至1939年間由國府動員20萬國人（主要是雲南省民）分兩階段施工。第一階段由昆明至緬甸畹町，全長959.4公里；第二段自畹町延長至臘戍，長178公里。總計全長1,146公里。37 在西部沿海多為日軍控制的情況下，滇緬公路從印度洋到中國內陸此國際運補線幾乎成為支撐我對日抗戰的生命線，是後方唯一一條可運輸國際物資的補給路線。而鑿通滇緬公路更是中國勝過大自然嚴苛挑戰的精神與意志力之巨大展現。
日軍自1940年開始對英施壓，倘若不關閉其控制的香港及緬甸（滇緬公路）對中國的作戰物資供應，日本將隨時對英宣戰。38 英國來回考量其本國在面臨德國入侵之際，復以美國仍不願介入英日矛盾（改變中立原則），確保阻止日軍對英在遠東發動攻擊。英日終達成協議，於1940年7月18日起，暫時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禁止包含軍械、彈藥、汽油、載重汽車、鐵路材料等戰略物資等的運送，香港亦同。
中國對日抗戰炙熱之際，英美的斷然作為引起國際輿論譁然，不僅如此，更發現到削弱中國民生物資與軍隊後勤補給，等同是強化日軍作戰效能；不僅使日軍大量兵力得以脫困於中國戰區而投入遠東及太平洋各島嶼作戰。此三個月的封鎖，道盡大國利益盤算與中國抗戰之艱難，而英國在配合日軍要求後卻反遭吞噬。1941年日軍發動「南方作戰」，大量日軍進入東南亞佔領包括馬來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今印尼）、菲律賓、緬甸等大片地區。英國陷入艱鉅的對日作戰，而美國也在日軍「南方作戰」計畫的攻擊目標之內，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軍夏威夷珍珠港後，日軍對英美荷等國正式開戰。
(二) 1941-1945抗戰後期的國際援助
美國應是對日抗戰期間最主要的援助國，然而1941年以前的美國奉行中立和孤立主義政策，最初提供的政府援助極少。儘管如此，美國國內公眾對中國的同情日益增長，最終為民間援助鋪直了道路。一個顯著的例子是1941年成立的
「美國志願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 AVG），即著名的「飛虎隊」（Flying Tigers）。這些志願飛行員甚至在美國正式參戰之前就為中國提供至關重要的防空能力，凝聚美國民間及國會日益增長美中同盟作戰承諾。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毫無懸念地將美國直接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關鍵事件立即使中國持久孤立的抗日戰爭，轉變為盟軍對抗日本軸心國在遠東的關鍵戰場。珍珠港事件後中國正式加入同盟國，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及作戰部隊成為同盟國在中國戰區對抗日軍的主力部隊。因而中國國際地位與部隊戰力迅速受到重視。
美國參戰後迅速成為英國與中國最重要的國際援助國。 1941年3月11日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根據該法案允許美國向任何被認為「對美國保衛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戰爭物資的出借或租賃。 事實上，美國國會對《租借法案》存在激烈的辯論。1941年1月羅斯福總統為兌現競選時「讓美國遠離戰爭」的不派兵援英承諾，改採「租借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盟國所需的武器和其他物資，《租借法案》即為替代方案。
在國會孤立主義立場的議員質疑下，時任美國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證詞至為關鍵：「我們正在購買……而不是借貸。我們是在為自己購買安全，同時做好準備。由於我們在過去六年裡拖延，而德國卻在積極準備，我們發現自己毫無準備。手無寸鐵地而面對的是一個準備充分、全副武裝的潛在敵人」。這項原為援助英國而設立的《租借法案》，在日本偷襲珍珠港的1941年底，也成為軍事援助中國及其他盟國的重要依據，如曙光乍現般地大幅強化中國的作戰能力。《租借法案》的效力甚至延續至戰後軍事盟國的政經復甦，包含中華民國在內的諸多國家都受惠於此法案。
1940至和1941年，羅斯福總統開始對華的援助，主要是向中國政府提供貸款援助。租借法案援助8.46億美元（其中約 8.2億美元以直接贈款形式提供），以及1938年起的6.43億美元租借法案以外貸款，用於購買戰爭物資，同時逐漸加強對日本的限制。由於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戰事膠著，對戰爭物資的需求更感迫切，而美國是日本石油、鋼鐵和其他所需物資的主要供應國。美國1941年12月8日正式向日宣戰，全面禁運一切輸日軍需物資，後經《租借法案》對華的援助總額達到17.3億美元（計算至1945年12月）。
如前所述，這筆鉅款不僅包括貸款，還包含直接贈款，甚至超出租借法案第三條第二款所載之13億美元限制。49 美國援助內容廣泛，涵蓋各種軍事裝備、大量資金援助和關鍵技術支援。至1942年4月，共有110,864噸租借法案物資運抵中國。其中約69%為各類機動車輛，另有17%為築路材料與設備，反映出改善與中國的交通運輸受到高度重視。
珍珠港事件從根本上將中國從一個孤立的參戰國轉變為全球聯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一轉變提升了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使其持續的抵抗成為盟軍勝利的直接貢獻者。美國租借法案援助的大幅增加，反映出重新認知中國戰區的勝敗攸關同盟國在在更廣泛衝突中的戰略利益。中國的戰爭不僅僅是一場地區衝突，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獲得援助也並非簡單的施捨，而是盟軍為牽制日軍所進行的戰略投資。
然而，猶須補充說明的是透過《租借法案》進入的中國戰區的物資與金錢，因正處戰亂的國府存在許多人為管理及支用不當之弊，訊息如兩面刃般地向外發散而損及中國的聲譽。此在戰爭期間及戰後美國對華持續援助態度皆產生負面影響。
(三) 國際對華的多層面援助內涵
在抗日戰爭期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援助是多方面的，涵蓋軍事、財政、人道主義和技術援助。每個類別都發揮著獨特但又相互關聯的作用，幫助中國保持抵抗和忍受長期戰爭的能力。
軍事援助構成了國際支持的支柱，直接增強中國的作戰能力。這包括各種的武器裝備，如步槍、機槍、火砲和彈藥，顯著提高中國軍隊的品質，而與日本對手相比，中國軍隊的裝備往往較差。飛機和空中支援的提供尤為重要。早期蘇聯貢獻的戰鬥機和轟炸機，隨後是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的努力，以及後來美國大量空中運輸的貢獻，對於挑戰日本的空中優勢和為中國地面部隊提供急需的空中掩護至關重要。除了硬體之外，包括來自蘇聯和後來的美國的外國軍事顧問在訓練中國軍隊、改進戰術和現代化軍事組織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項全面的軍事援助增強了中國維持防禦行動、改善有限的進攻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牽制了相當一部分日軍，防止其重新部署到其他戰區。
此外，雖然大部分援助都趨向軍事和財政上的意義，但國際醫療和人道主義援助在抗戰期間對中國的民心士氣則具有一種互利的同理價值。其援助的目的不僅是取得軍事勝利，也是為了減輕平民苦難。這種雙重性表明，戰爭期間的國際援助在兩個截然不同面相常相互重疊地運作：一個是現實目的，由國家戰略需要所驅動；另一個是更理想性的，通常由非政府組織發起的人道主義響應。兩者雖有區別，但對中國艱苦抗戰的決心產生巨大幫助。
在殘酷的衝突中，國際組織和私人慈善機構提供的人道主義和醫療援助，為飽受苦難的民眾提供至關重要的救濟。如貴格會資助的慈善機構「公誼救護隊」（Friends Ambulance Unit, FAU）自1941年起提供廣泛的醫療救援和運輸服務，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特別是貧困人口分發藥品、醫療用品和設備。
又如1942年4月份，日軍占領了緬甸腊戌後封鎖了滇緬公路，中國通住國外的唯一通道被切斷，同時也阻斷《租借法案》的物資運輸。此危難時刻，中美軍民合作的「駝峰航線」計畫不畏艱難地接替運輸重任。 4月29日運輸機隊首次執行任務是為杜立特（Doolittle）空襲東京行動運送汽油，53 從印度海拔僅100英尺（約30米）的地方起飛，以每分鐘300英尺（約91米）的速度急速爬升，直至達到18,000英尺（約5,500米）的高度，翻越喜馬拉雅山脈。最後，飛機下降至中國境內約6,000英尺（約1,800公尺）的山區，完成整個航線。從1943年到1945年，駝峰航線從軍民合作到由太平洋美軍航運司令部(ATC)接管，共飛行456,977個航班，運輸了685,304噸貨物，其中近60%是汽油。此外，援助也用於將工業從被日本佔領的沿海地區遷往內陸，並建立新的生產能力，特別是軍用物資。這些援助主要在支持當前的戰爭，但也為戰後工業和基礎設施奠定基礎。
這些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儘管規模往往小於國家層級，但卻不可或缺。它們為飽受苦難的民眾提供了直接救濟，塑造出國際輿論，極大地增強中國承受長期衝突的能力。
四、結論
儘管中國在二戰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並獲得大量援助，但在西方歷史記憶中，其作用常被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爭所掩蓋。這種現象常被稱為「被遺忘的盟友」來敘事。然而，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持續時間最長、最殘酷的戰場之一。美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扮演著多面向且極為關鍵的角色，從最初的猶豫不決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主要國際支持者。其在軍事、經濟和外交領域的行動影響了戰爭的進程和結果。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扭轉了二戰的遠東局勢。美國正式對日宣戰意表中國不再獨自面對日軍鐵蹄。至暗的時刻已過去，黎明將至。蔣介石作為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那漂亮的一仗是獨自抵擋了日軍綿密攻勢重挫日軍，牽制了超過百萬日軍深陷內陸各戰場，終至局勢轉變。此成就可謂是國軍犧牲無數英勇將士寶貴性命與鮮血遍撒大地而換得。
1937到1945年的八年對日抗戰是一場史詩般殘酷的民族生存之戰，這場戰爭深受國際援助和全球地緣政治的影響，國際對華援助的實質和發展經歷了跨越不同時間階段的顯著演變，每個階段都受到國際情勢和援助方動機變化的驅動。戰前時期，援助主要反映德國和蘇聯工具性戰略考量，兩國企圖建構其經濟利益或地緣政治影響力。這些早期援助雖然有限，但對奠定一些基礎軍事能力至關重要。
全面戰爭爆發後，蘇聯首先成為中國不可或缺的國際援助者，在西方列強猶豫不決時提供必要軍事和財政支持。這些援助對於防止中國早期崩潰和牽制日本軍隊至關重要。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轉而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援助國，提供龐大的租借法案援助，涵蓋軍事、財政、技術和人道援助。同時，人道主義和醫療援助也為飽受苦難的中國平民提供至關重要的救濟。除了物質援助之外，美國還派出重要的軍事顧問，如史迪威將軍（Joseph Warren Stilwell）和魏德邁中將（Albert Coady Wedemeyer）等人致力於訓練和重組國府軍隊；儘管史迪威與蔣介石時有摩擦，且在私心上經常背離中國利益（藉掌控租借法案節制蔣委員長用兵）， 但對國軍在作戰整備仍是有幫助。
除此之外，抗戰初期缺乏空優之時，1941到1942年間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創立的美國志願航空隊（AVG），試圖保衛中國領空免受日軍侵擾。100架P-40戰機，機頭彩繪巨大的鯊魚臉，他們被分配到緬甸公路的兩端以保衛這條至關重要的交通線，及捍衛緬甸至四川、雲南的中國西南方戰略要地。從AVG官方記錄驚訝地發現，共摧毀了297架日機，其中229架在空中纏鬥中被擊落。但也有14名AVG飛行員在戰鬥任務中陣亡、被俘或失蹤。此重要過程都將永久被記載在八年抗戰的援華史冊中。
綜而論之，中國抗日戰爭展現了外部援助與內部韌性之間的複雜的相互作用，這兩者共同支撐著一個國家在逆境中頑強抵抗。這段歷此給予中國人難以釋懷的傷痛，但也凸顯危機時期國際合作與援助的重要性。誠如米德在《被遺忘的盟友》的一段感言：「中國的抗戰是在毫無勝算之下堅忍不拔、奮戰到底的英勇故事。中國政府和人民不顧一切、『抗戰到底』，終於戰勝強敵。此證明外媒及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國，甚為中國必將滅亡的預言完全錯誤。直至珍珠港事變，中國有四年多時間是孤軍奮鬥力抗日本。在這段期間，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家，牽制住一個全世界最高度軍事化、科技先進的社會的八十萬雄獅勁旅。此後四年，同盟國能在歐洲和亞洲兩個戰場同時作戰、節節勝利，有相當大部分奠基於中國與日本纏鬥不休。」
米德以「被遺忘的盟友」指稱中國的付出，在二戰主流記述中卻被刻意漠視。然而，無論戰時盟軍的重心是否曾放在中國戰區？或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共基於意識形態而試圖抹去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中央軍，英勇、孤獨地對抗日軍殘暴侵略。59 歷史真相終究會自我表明：二戰期間中國戰區裡的每位軍民，特別是犧牲在日軍鐵騎下的亡靈及其後代，永遠會記得這場攸關民族存亡的艱辛抗戰歲月。
謹以此文，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年週年的到來，及獻給在那至暗的絕望時刻，所有堅苦卓絕、奮戰到底的中國人與援華友人（邦）們。黎明前的至暗，總是驚心膽戰又刻骨銘心，但毫無意外的是―黎明總會到來。
*與談人龔春生評析
一、前言
本論文充分展現，作者對抗戰時期國際政局與中國所處局勢的深刻洞見。全文準備充分，資料搜集廣泛，涵蓋中國、美國、蘇聯、英國等多國相關文獻與史料，顯示作者對原始資料的熟練掌握與嚴謹態度。論據鋪陳有條理，層次分明，從援助的型態、管道、時間點及其對軍事戰略的影響，均有明確說明，兼具廣度與深度。尤為難得的是，作者在現有文獻基礎上，提出新穎詮釋觀點，不僅填補過去論述的空白，亦擴展我們對戰時中國國際處境的理解，具有高度啟發性與學術價值。
二、論文內容摘要
首先，本文聚焦於「二戰期間中國戰區的國際援助」作為研究核心，切中歷史研究中未被充分探討的領域，並展現作者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敏銳洞察與批判精神。以往無論國內或國際的戰爭史、外交史著述中，「中國戰區」常被邊緣化，視為太平洋戰區的附屬場域，或僅為同盟國的「次要戰場」。但本文大膽突破此一既定敘述框架，將中國戰區視為全球戰略版圖的核心，重新置入以「現實主義」為視角的世界政治脈絡中，展現出極高的史學視野與國際政治理論整合能力。
其次，作者於前言即指出，近年以Rana Mitter為代表的「中國戰區修復式研究」學術潮流，並介紹了《被遺忘的盟友》、《正義之戰》等重要著作，不僅具備學術脈絡說明，更體現對西方學術貢獻的尊重與連結。值得強調的是，本文在理解西方觀點的同時，也以紮實的資料加以驗證，重新建構中國觀點，特別在中德軍事合作、蘇聯援助及國際援助政治經濟面向上，體現難能可貴的原創精神。
再者，作者以「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為理論核心，穿梭於1930年代至抗戰初期的國際局勢，不論在梳理德中軍火貿易談判上，或是在解析蘇聯援助背後，「地緣戰略防堵日本」的邏輯，皆娓娓道來，條理分明。此理論與實證並行的手法，使本文在史學深度與理論高度間取得良好平衡。尤其引介 Michael C. Desch與Andrei P. Tsygankov關於「冷血現實主義」的見解，加深我們對當時國際社會援華遲疑、保守及利己本質的理解。此種理論視角，使歷史不再是舊事重提，而是對當代世界，提供了反思與啟示的功能。
在史料方面，作者善用宏觀歷史與微觀事實結合，涵蓋中德易貨協定、德國顧問團系統介入，乃至德國援華背後的礦產資源利益詳盡分析，皆反映作者對檔案資料能夠紮實掌握，使研究不僅止於中文史料蒐集，亦展現其對資料整合與批判的能力。
本文寫作風格，展現沉穩且節制的治學態度。即使涉及戰爭殘酷與國際冷漠，作者不流於情緒渲染，而是透過冷靜論述與嚴謹邏輯，讓史實本身發聲。特別在描述南京大屠殺部分，引用張純如生動描寫，並對戰爭人道災難深刻反思，於理性與情感間保持恰當平衡，使學術論文亦具人文關懷的溫度。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結合國內外官方文件、外交檔案、回憶錄與學術論著等第一手及第二手資料，運用歷史政治分析法，將援助行為置於國際戰略與外交博弈脈絡中解析。論文架構依援助來源分為三大部分：蘇聯援助、美英援助及國際組織與民間團體的間接支援。作者強調，雖然援助規模有波動且政治目的不一，但整體而言，國際援助確實在物資補給、軍力維繫上發揮實質作用，對抗戰持續與最終勝利具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
最後，本文不僅回顧歷史，亦為當前國際局勢提供「歷史化的理解途徑」。從中國戰區悲壯抗戰與孤立無援，到某些地緣衝突中的援助與背棄，作者使我們認識到現實主義國際邏輯從未遠離，而歷史正提供不可忽視的啟示。本文可謂兼具史學價值、理論貢獻與國際視野的優秀學術作品。
三、與談人研究心得
(一) 論文優點
本論文整體表現卓越，具備以下幾項明顯優點：
- 選題兼具歷史與當代意涵
作者聚焦於抗戰期間中國所獲國際援助，切合學界對抗戰敘事逐漸「國際化」的研究趨勢，不僅有助突破傳統「民族抵抗—孤軍奮戰」的敘述，也有助重新評估中外權力互動對抗戰進程及戰後格局的實質影響。此選題對理解當前地緣政治中的
「外援—主權」議題亦具高度啟示性；並嘗試突破傳統歐洲中心視角，強調中國戰區的歷史重要性。
- 資料基礎穩固，檔案運用多元
作者蒐集並運用大量中英文史料，涵蓋外交檔案、戰時通訊、回憶錄與相關研究，尤其對蘇聯與美援部分所引述的資料精確詳實，充分展現其對原始文獻的深厚掌握。資料的豐富與準確，大幅提升本研究的學術信度與參考價值。此外，論文引述史迪威、陳納德、租借法案、美英援華等多方面資訊，顯示文獻掌握相當充實。
- 論述結構明確，觀點陳述有條理
全文架構依援助來源與時間順序安排，兼顧宏觀國際格局與微觀政策執行層面，層次清晰，邏輯嚴謹，文字流暢，有效引導讀者進入複雜的歷史場域並理解其動態變化。雖作者非歷史專業出身，但展現出對歷史敘事與資料評估的深厚能力，並嘗試透過援助行為分析，反思大國與弱國間戰爭條件下的互動邏輯，為政治學界帶來難得的歷史視野。
(二) 論文仍可深化之處
儘管本論文整體表現優異，仍有數面向可進一步加強，以提升理論深度與比較分析能力：
- 可補充討論抗戰勝利與台灣回歸的關係
眾所周知，中華民國因對日抗戰勝利，才得以依《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戰後正式接收台灣，擺脫殖民統治。此歷史事實不僅是戰後東亞地緣政治重整的關鍵，更奠定台灣回歸中國的法律與政治基礎，能有效駁斥「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建議作者，適度補充抗戰勝利對台灣主權歸屬的決定性影響，以彰顯本研究在時代意義與學術價值上的深度與廣度。
- 援助對中國內部政治影響分析可待加強
論文聚焦國際援助對抗戰軍事及外交的影響，但對援助如何影響國民政府內部決策、軍政關係及社會動員等面向著墨較少。其實，國際援助不僅限於戰場資源分配，更涉及政權穩定與國家建構過程，若適度補充此部分，將使論文更具政治學縱深分析力。
- 對援助「限制性」及「附帶條件」的探討略顯保留
作者雖指出國際援助具戰略價值，卻未深入評估其可能帶來的政治附帶條件（如中國戰略自主性影響、美蘇對國共內戰的牽制效果）。若能探討援助是否造成某些戰略依賴，將更有助全面理解戰時國際關係。
- 擴充非官方組織援助的探討
非官方組織的援助，在中國戰時社會安定，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例如美國教會組織、華僑團體及非官方募款援華組織，或亦可加以探討。
四、意見分享與建議
本文認為作者的研究，在理論脈絡與史料掌握方面已具堅實基礎，但若能就以下幾點加以補強，將更有助深化論文解釋力與說服力。
(一) 強化國際援助與勝利的關聯性
論文標題涵蓋「獲得援助」及「對抗戰結果的影響」兩大面向，但內容偏重援助來源與形式，對「援助如何影響抗戰結果」的描述有待加強。建議作者說明，如何衡量「援助」對
「勝利」的實質貢獻，如文中提及的：美國提出租借法案及蘇聯提供飛機裝備援助，應釐清這些援助與中國實戰成果的關聯程度，補足其「因果關係」；並建議作者補充分析，中國如何
「轉化」援助為戰力，如後勤運輸（駝峰航線）、援助的分配及管理。
(二) 說明援助是否具條件性及可能戰略風險
現有論述多聚焦於援助的正面效應，如資源補給與外交支持，但援助往往附帶不同程度的政治條件與風險。建議嘗試引介「戰略依賴」（strategic dependence）、「主權交換」（sovereignty trade-off）等理論工具，分析中國接受外援過程中，是否須在戰略自主權上做出讓步。以蘇聯援助為例，雖提及早期空軍援助，卻未探討相關戰略考量（如中蘇邊境安全）及援助條件（如代價支付）。
(三) 強化論證模式
建議作者將各援助來源進行系統比較，說明美援與蘇援在規模、持續性、策略目的及接收方式的差異，以及援助密度對抗戰重要節點（如淞滬會戰、遠征軍戰役）之具體影響。如援助與前線戰果因果鏈結證據不足，建議可結合案例研究，如中緬印戰區援助與戰局轉折的關聯，強化「援助對抗戰成敗的邏輯關聯」，舉例說明哪些戰役勝利與援助密切相關，以及援助是否改變戰略態勢或民心士氣。
(四) 增加數據資訊
論文中嘗對援助的效果以定性描述，如「增強士氣」，惜缺少具體指標或數據佐證。然而，缺乏與無援助情況的比較，難凸顯援助的真實價值與限制。建議補充具體數據，如援助物資占整體軍需比例、美援飛機在中國戰場出勤率等。也可引入數據或案例分析（如駝峰航線運輸量及戰略物資比重），以提高實證力。
(五) 調整感性與紀念意涵文字在論文中的段落
帶有感性與紀念意涵的文字，較宜安排在後記之中，以避免影響結論部分應有的邏輯性與嚴謹性。建議將目前結論中的最後一段移至後記，將有助於提升論文整體的結構與表達效果。
五、結論
整體而言，〈黎明前的至暗：對日抗戰期間的國際援助及影響〉一文，立論紮實、資料詳盡、論述清晰且具學術深度，成功呈現抗戰期間，中國在國際援助體系中的多維面貌與複雜性，對抗戰史及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貢獻重大。該論文不僅創新了抗戰歷史的新視角，也為理解中國現代外交與戰略，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期待作者，未來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參考本文所提出的建議，在學術及實務上做出更大的貢獻。
*喻志攻–抗戰與空軍
壹、前言：
中華大地，錦繡河山，自西周朝起即稱之為『中國』，而在西漢朝對外邦文書中更是自稱『中國』，之後經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雖也曾分由漢、蒙、滿族治理，但是均自認是『中國』！而所孕育出來的文明，更是傲視全球，國力在元清朝代，更是獨霸世界！可惜自清朝中葉以後，國勢日益衰退，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不但割地賠款，甚且容許以『租界』，恣意在中華大地上欺凌我同胞，此其中，尤以日本大和民族為最！
貳、日本侵華動機與緣起：
一、概述：
十九世紀當遭遇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於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對於建立在經濟和商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更加明顯！那麼基於這樣的原因，國內的各種矛盾激化，勢必導致社會動盪，政局動盪，在這樣的形勢下，就有兩條路線擺在政府的面前：一是在本國內部化解矛盾，具體做法不予贅述，二是轉嫁危機，而發動戰爭就是最好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拉動工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穩定局勢，另一方面，可以獲得巨額的戰爭賠款來緩解經濟上的危機，德國、日本正是採取的這樣的方式。出於對本國經濟發展的需求原材料和廉價的勞動力，而中國資源和勞動力眾多並且成本低廉，同時還打開了海外市場；乃成為世界列強爭先搶食的目標！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雖然擺脫了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但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實行法西斯專政，對外侵華。
二、日本為什麼有能力侵略中國？
這首先與明治維新有關，可以說，明治維新是近代日本歷史命運的根本轉折點。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開始了對外侵略擴張，但基本沒有達到侵略企圖，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日本的國力不足以支撐其對外擴張，可謂心有餘力不足；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對外擴張幾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於維新後的經濟發展為其對外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僅以武器裝備為例，到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已能夠批量生產當時所有的先進重型武器，如坦克、裝甲車、大口徑火炮、作戰飛機、戰列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和軍用通信設備，其性能也與英美制武器相當，而當時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賴進口。
所以，明治維新是日本之幸，而為中國之禍。鄰國一次成功的改革，卻給自己國家的命運帶來莫大的影響，這是許多中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個血的事實提醒我們，必須放眼看世界，必須密切關注國際事務。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強化了日本的國力，也強化了日本侵華的能力
在推動和有利於日本侵華的種種因素當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經濟發展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些體現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如團結、認真敬業、善於創造性摹仿和有危機意識等。日本因為強大起來才可能發動一場全面侵華戰爭，而日本的強大是與這些民族特性分不開的。
三、日本侵華史實：
自明朝起日寇即不斷襲擾我中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本挑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日本想要入侵中國，已成不爭的事實，而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腳步想佔領中國，漫長的抗日戰爭就此展開。 然而日本為何一定要侵略中國？ 當時中國的國土面積雖大，但國力與列強比較，卻相差甚遠，甚至被很多西方人稱之為東亞病夫；於是日本打算對當時並不強大的中國下手，來進行自己的擴張。
從地理規模來說，日本的面積是37萬多平方公里，只相當於中國的雲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卻連年不斷地發動對外戰爭，給亞洲的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浩劫和災難。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原因總結如下：
1、日本自豐臣秀吉時代起就有吞併東亞的野心。
2、國內經濟的崩潰，強烈需要轉嫁矛盾。
3、軍國主義作祟，有著稱雄世界的野心
4、中國地大物博，但政府卻極為腐敗，整體國力貧窮積弱，給日本帶來了很大的物質誘惑！
5、宋明滅亡於少數民族，使中國天朝上國的高大形象崩潰。元清等少數民族統治中國，讓日本覺得自己更有資格、能力統治中國。
6、甲午海戰中滿清的失敗，使日本知道了中國可以被戰勝。
叁、抗日戰爭中日雙方空軍軍力：
中國空軍在抗日戰爭中取得的成就，在世界航空的發展史上都堪稱不可思議的奇蹟，像耀眼的星辰一樣閃亮在歷史的天空中。這是因為，這個奇蹟是在近乎一張白紙般的基礎上創造的——清朝中葉以後的中國積貧衰弱，民國肇建後又陷入各方勢力爭相角逐中央政府權位，軍閥割據地方各自建立私人勢力的局面，北伐成功雖使得中國統一在中央政府之下，但隨即又陷入日本軍國主義全面侵華的深淵；面對敵人的大軍壓境，弱小的中國空軍挺深而出，浴血奮戰，捍衛起中華大地的領空。
一、中日航空兵力發展概述：
中國人很早就有飛天的願望，古人抱著一種對天空的嚮往，發明了孔明燈、風箏等。二十世紀初，外強入侵，中國人的飛天夢，逐漸變成了守衛疆土的強烈願望。
自西元1903年12月17日美國航空先驅萊特兄弟進行首次受控、持續發動機驅動重於空氣的飛行，人類自此在三維空間的活動，開啟了新的里程碑！
1914年，孫中山先生籌畫培養國民黨空軍人才，在國民黨駐美洲總支部部長林森先生的募捐，及旅美華僑楊仙逸先生的協助下，“中國國民黨空軍學校”在紐約寇提斯飛行學校內成立。孫中山先生提出“飛機將是未來戰爭決勝的武器”的先進國防思想，並以“航空救國”的道理砥勵學生。在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禮演說『中國革命遲遲不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真正革命武裝隊伍。為了早日完成革命的使命，我們才下決心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使革命與民眾力量相結合，這就是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主旨。』
1924年底，中國第一所航空學校在廣州成立，至1936年期間開辦8期，培養飛行員527人。為抗日時期，中國空軍培養了有生力量。
中國雖然發展航空事業起步甚早，但卻因連年的內戰，以及落後的工業基礎，致使中國的航空事業始終得不到發展。
日本航空兵力，分別隸屬于陸軍和海軍，前者由陸軍航空本部管轄，後者由海軍航空本部管轄。日本空中兵力的初期建設，主要依靠進口飛機和獲准製造的外國飛機，與世界列強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20年代後，日本加快了航空建設的步伐。到 1937年，日本空中兵力使用的飛機，約有 90％以上為自己製造。
二、抗日戰爭初期中日空中兵力對比：
1937年8月13日淞滬作戰前，日本的陸海軍航空兵可用於作戰的飛機約為2300架，預備飛機約280架，航空工業的製造能力約每月可產60架飛機，軍用飛行人員現役為1500名，每年可培養400-500名飛行員，更加重要的是日本憑藉其工業基礎和技術設備能不斷改進飛機性能和及時補充戰機。
中國經濟與日本相比顯然處於劣勢。1928年，國民政府才開始設立航空署，下轄4個航空隊，只有24架飛機。1931年在杭州筧橋創辦中央航空學校，爾後逐步收編各省軍閥的航空部隊，建立了統一的空軍。1937年航空工業剛剛起步，中國空軍處於初建階段。此時中國空軍的幾百架飛機大多是從美國、義大利、德國、法國等國購進的，其中有的機型已經過時，有的性能很差，面臨淘汰，國產機的部件需依賴進口。因國力薄弱，我飛機的更新換代也十分困難。
（一）日軍航空兵力：
1931年，據日本上報國聯之數目，其陸軍擁有飛機838架，海軍擁有飛機 801架，共計 1639架。軍事飛行員9820人，民用飛行員 3 000多人。1937年，日本陸軍擁有作戰飛機 1156架。其中：驅逐機432架，偵察機216架，輕轟炸機180架，重轟炸機128架，預備機200架。日本海軍航空兵擁有艦載飛機278架，陸上飛機567架，各型預備機 200架，共計 1045架飛機。全國共計2000餘架各型飛機
（二）中國航空兵力：
抗戰初期，能夠參加作戰的僅有223架飛機，不過日本的七分之
